六年前，世紀金融海嘯爆發後兩個月，英女皇到訪倫敦政經學院時向一眾頂尖經濟學家提出疑問：「為什麼沒有經濟學家預見到金融危機的出現？」（「How come nobody could foresee it？」）此話一出，在場眾經濟學高手目瞪口呆，無以為對。但女皇的問題，不能不好好正視，眾經濟學家研究推敲半年之後，2009年7月才去信回覆英女皇解釋原因。一篇三頁的回覆，關鍵的一句話是，「經濟學家所以錯估形勢，及未能早為金融危機做預警，乃是因為國內外聰明之士統統犯了集體幻想錯誤(a failure of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六年過去了，全球經濟在載浮載沈之中似乎失去了方向與信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下調了今明兩年的全球經濟成長預期，並警告經濟復甦「乏力和不平衡」。不平衡之意，是IMF下調了對德、法和義大利的成長預測，卻同時上調了美國的成長預測，至於對日本，下調的幅度則超過任何一個國家。

全球經濟步履蹣跚是一個問題，更值得關注的是，面對全球經濟問題的本質，以及究竟應該採取何種對策，無論在經濟學界或政策界普遍都還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最近中國大陸有經濟學者發表文章《經濟治理背後的學派博弈》，其中觀點很能反映相關的政策困惑與爭論。

該文指出，同樣是經濟危機，各國處理政策卻是五花八門：美國實行的是貨幣學派的量化寬鬆政策，歐洲實行的是奧地利學派的財政緊縮，中國則是先實行凱因斯主義的財政擴張政策，後來又在輿論壓力下轉向了奧地利學派的貨幣緊縮政策。結果呢？該文作者的評價是，美國挽救經濟的政策成功了，歐洲的政策陷入徹底的失敗，中國經濟則是實行凱因斯主義時一片繁榮（應是指上一屆溫家寶執政時期），轉向奧地利學派後轉入蕭條（應是指李克強執政之後），而近期中國和歐洲經濟在遭受奧地利學派的蹂躪之後，又同時開始轉向了貨幣主義的寬鬆政策。該文觀點因此提醒中國必須「走出奧地利學派的政策陷阱」，建議中國「盡快去奧地利學派化，將奧地利學派從學術界淘汰出去。」

我們之所以大篇幅引述這篇文章，是因為不僅相關的理論分歧與政策爭議存在於當下的中國大陸，同樣也明顯地存在於各國的學術界與政策界，更表現在該文指出的不同國家在不同的政策哲學與路線的選擇之間。

那麼，到底誰是誰非，又該何去何從呢？所引文章的觀點顯然是肯定凱因斯學派，否定奧地利學派的。而且，如果就當前各國經濟的表現（美國較優，歐洲及德國差，中國則優轉差）來看，確實有其論證的一定說服力。但該文的論點也顯然迴避了一些可能的質疑，例如：一、美國是真正的復甦了嗎？如果是，又何來最近熱議的「長期停滯論」？二、即便美國目前經濟指標較佳，何以聯準會要決定退出量化寬鬆呢？是擔心過多的流動性為日後的通膨蓄積了過多的壓力嗎？三、在指標中當然不宜忽略各國資產價格如股市、房市已出現明顯過熱甚至泡沫化的現象，難道這是值得歡迎的趨勢嗎？四、此等資產泡沫化的現象會不會又進一步加劇原本就令人擔心的貧富差距問題呢？總之，現在就根據各國的「短期」經濟表現來判斷不同政策學派的優劣對錯，是否略嫌過早？因為純就理論邏輯的角度理解，凱因斯學派的擴張政策明顯地具有短期刺激繁榮效果，奧地利學派的強調政策紀律則明顯地更多地重視長期經濟體質的優化，而非短期的一時繁榮。美國聯準會前任主席葛林斯班2003年卸任時，被一致公評是聯準會最出色的主席，但五年後次貸危機爆發及緊接著的世紀金融海嘯，使人們不得不懷疑早先的評價是否正確。

鄧小平曾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借用一下，或許可以改為：「時間是評估政策的必要條件」。英女王現在如果再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也許可以再請教經濟學家：「你們覺得你們的政策做對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