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希望政治染指科學界，我們要求政治人物提供預算，資助科學研究，並要他們閉嘴、別插手。只有科學家才知道如何專心做科研」，75歲的魏茲曼研究院材料所所長透納‧瑞謝夫（Tenne Reshef）插著雙手，把學術自由、不受政治控制，視為無法撼動的絕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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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茲曼任職40年的瑞謝夫認為，對於研究人才，政府應要給予他們安心研究的空間。政府和社會要看重的，不在花了多少錢，而是這些錢究竟提供多少產出價值。

魏茲曼科學研究所是世界領先的多學科研究中心之一。2011年，魏茨曼科學研究所被世界頂尖期刊《科學家》（The Scientist）雜誌評為非美國院校中，學術界最佳工作地方。

走近魏茲曼研究院是以「自由」風氣聞名於世。「我們實驗室或辦公室，幾乎不關門的，」瑞謝夫指著外頭走廊說，由於開放、自由的風氣，很多研究員在走廊之間遇到，就不自覺聊起來，迸發出許多思考靈感，「我稱為『走廊科學』」。

當我在訪問魏茲曼研究院「出品」的20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艾達‧尤娜特（Ada Yonath）時，辦公室大門開放的走廊上，突然傳出一陣渾然忘我的高分貝討論，逼得尤娜特必須走出大門，「請求」這些研究員「安靜一點」。

魏茲曼研究院的自由、開放學術風格不只體現在討論風氣上，還落實在學術資源的提供上。

90年代初期，蘇俄崩解後，許多俄羅斯猶太人紛紛移民以色列。不少專業的猶太科學家也進入魏茲曼研究院。但或許是一開始過於貧窮，當時魏茲曼就開始出現了圖書室書籍或研究資料不翼而飛的情況。

「在美國，可能院方就會下令，以後要用鑰匙才能使用圖書室。但我們仍堅持不行」，謝瑞夫說，院方當時的作法仍堅持開放的學術風範，寧可多買一些書籍，也不願深鎖大門。

許多研究員無不自豪，無論是上午8、9點，或到晚上7、8點，魏茲曼研究院的辦公室和實驗室大門，永遠對外敞開。甚至外人只要拿著證件，向警衛證明身份，就能進去借廁所。

不只自由開放，以色列的「去階級化」更落實在學術領域上。即便瑞謝夫是一個超級資深的研究員，「我仍和年輕研究員一起平等競爭」。瑞謝夫指出，年輕研究員照樣審查他提出的研究計畫，對他提出嚴厲質疑。

以色列學界沒有階級觀念。無論年輕或資深學者，都同放在天秤上競爭、被審視，更無所謂「學界大佬」的高高在上地位。至少在魏茲曼研究院，每位研究者都同屬平等。不會因某人是院長，就高人一等。

年輕研究員的工作方式都完全自由。不會有人指導或告訴他們，「該做什麼研究、不該做什麼研究」。瑞謝夫直言：「階級觀念只會阻礙（block）創造性思維」。

目前在魏茲曼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的台北大學教授黃任崧就有深刻體驗。

即便貴為正教授，但在以色列，他仍得親自動手做實驗，不會因身份差別而有特殊待遇，「感覺像重回當年博士生生活」。

黃任崧說，在魏茲曼研究院的實驗室裡面，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即便是瑞謝夫，也和博士生平起平坐；對成員也沒以「自己是資深研究員和所長」的權威在壓迫對方，對待彼此的態度，都以平輩身份就事論事討論。

「自由的學術風氣，讓我有更多自由的思考」，黃任崧在當地認識了另一位訪問學者。她在當地做了6、7年研究，卻連一篇期刊論文都沒發表。

但她的老闆卻從未要求她換主題或逼迫她發表，讓她都能愉悅地工作著，「但在台灣，她這種狀況早就被解聘了」。

先前，尚未獲得諾貝爾獎的艾達尤娜特也曾因長年鑽研基礎研究，有好長一段時間未能有論文產出。但仍持續待在魏茲曼研究院。最後，「數十年磨一劍」，獲得全球化學獎的頂尖殊榮。

黃任崧的兒子隨著父母親來到以色列，跟著就讀當地小學二年級。以色列教育的自由、反權威風格，也感染了他孩子本身。

「他比較勇於發問，回到家什麼都問，勇與於挑戰權威」，黃任崧深刻感受到孩子的變化說，孩子對於父母講的話，不必然認為全是對的，並經常和他們辯論。這些都是孩子之前在台灣受教育時，並未展露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