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ulie Sedivy / 譯者：劉小豬
「我們是誰」是由什麼來界定的呢？是我們的習慣、審美品味，還是我們的記憶？面對這樣的追問，我會說，如果我有任何一部分是屬於我的核心、屬於「我是誰」的本質所在，那肯定是我的道德感，也就是那種深植內心的是非判斷力。
不過，我跟很多其他人一樣，不只通曉一種語言。我常感到每當轉換一種語言，我就成了有點不一樣的人——用英語時比較有自信，用法語則覺得比較放鬆，而用捷克語又比較善感一些。有沒有可能隨著這些差異，我的道德指南針也因著我當時所使用的語言，而指向有點不同的方向？
研究道德判斷的心理學家，對這個問題已經產生了興趣。最近幾項研究都聚焦於：人在非母語使用中，其倫理思維如何進行？譬如，聯合國裡一群代表們使用共通語（lingua franca）來進行決策時，會發生怎樣的事？從研究結果看起來，人們面對道德兩難時，使用外語確實發生了不同於母語的反應。
依據 Albert Costa 一篇 2014 年的研究報告，自願受試者面對「軌道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這項道德困境：一輛行進中的電車正失控衝向鐵軌上的五個人，而你旁邊的開關可以將電車轉到另一軌道，拯救這五個人的命，只是結果會撞死另一條軌道的那個人。那麼，你會拉動開關嗎？
Photo by Michael Bauer@Flickr,創用cc圖片
大多數的受試者都回答「會」。但如果阻擋電車的唯一辦法，是要把路橋上一名體型胖大的陌生人推下去以阻斷軌道呢？受試者說「會」這麼作時，便相當猶豫了，即使這兩個情境都是犧牲一人去救五個人。但 Costa 及同事們發現，若使用一種對受試者而言的外語來描述這場道德兩難，那麼宣稱「會」將胖子推落橋下的人就大幅增加，從使用母語時的低於 20%，升高到使用外語時的 50%。（在此測試中，包括了以西班牙語及英語為母語的受試者，而英語及西班牙語分別是這兩群人的外語。這兩群人的測試結果是一樣的，這表示答「會」的人數升高是跟使用外語有關，而無關乎他們使用「哪一種」語言，無論是英語、西班牙語。）
Janet Geipel 的團隊採用了很不一樣的一種測試方式，而他們也發現使用外語會改變受試者的道德判斷。他們的研究讓自願受試者閱讀幾種行為的描述，這些行為看似沒有傷害任何人，但許多人感到道德上無法接受。例如，兄弟姐妹之間享受了彼此同意而且安全的性愛；或者，有人養的狗狗被車撞死了，而他把牠煮來吃掉。但讀到以外語（英語或義大利語）講述這些故事的人，認為這些行為沒有那麼可惡，其判斷不同於閱讀母語陳述的人。
我們以母語或外語來進行道德判斷，為什麼會有所不同？有一種解釋認為這些判斷牽涉到兩種不同的、而且互相競爭的思維模式。一種是快速的、發自內心深處的「感受」，而另一種則是謹慎考慮最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使用一種外語時，我們會不知不覺沉進一種比較慎思的狀態裡，因為我們的非母語運作會喚起認知系統，去作比較吃力的活動。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弔詭，但它符合這項發現：以一種較難判讀的字體來閱讀數學難題，人就比較「不會」犯下不小心的錯誤（雖然這項研究的結果難以複製）。
另一種解釋方向則認為母語與外語之所以造成差異，是因為我們幼時所學的語言，與情感張力有高度共振，更甚於後來在學院環境中所學的語言。於是，以外語進行的道德判斷，其情緒反應便低於我們使用幼時所學的語言。
有力的證據指出語言會交織著記憶中的經驗，以及語言學習時所需的互動。例如，如果對雙語者提起過去某一起事件，並且是用該事件發生時的語言，他們會更能憶起那一次經驗。我們幼時的語言，是在強大的情感衝擊之下學到的（畢竟，誰的年幼時期不是濡染著大量的愛、憤怒、困惑及懲罰呢），因此浸透著深刻的情感。相較之下，後來所習得的語言，尤其是在互動有限的教室裡所學的，以及透過無趣的電腦螢幕與耳機而傳來的，在我們心中便缺乏它們在母語人士那裡的情感。
Catherine Harris 及同事們提出了很有說服力的證據，指出母語確實挑起了內心深處的反應。他們藉用皮膚的電流傳導來衡量情緒起伏（腎上腺素快速分泌時，傳導會增加），他們讓母語為土耳其語、後來學了英語的人士聆聽兩種語言的單字及片語，有些是中性的（table），有些是禁忌語（shit）或傳達了譴責（Shame on you）。參與受試者的皮膚反應顯示，中性詞彙比禁忌語更引發情緒反應，而當禁忌語由他們的土耳其母語講出來時更加明顯。但兩種語言的最強烈差別在於譴責語：自願受試者對於英語的反應非常平淡，但對於土耳其語的譴責則產生了強烈的反應，有些人還自述「聽到」了近親的聲音在發出這些譴責。如果語言容納了我們年幼時逾矩與受罰的回憶，那麼這些情感聯結會沾染到我們以母語進行的道德判斷，也並不令人訝異。
《認知》（Cognition）期刊最近刊登的一篇研究，更加支持了上述的解釋。這項新研究的情境設定是「好的意圖帶來壞的後果」（譬如有人送了一件新外套給流浪漢，結果卻害得流浪漢被懷疑偷竊而挨揍），或者可疑的動機卻產生了好的後果（一對夫妻領養了殘障的小孩，以領取國家的金錢）。以外語（而非母語）來閱讀這些東西，使得受試者更重視事情的後果，而較不重視形成道德判斷的那些意圖。這些研究結果反駁了「使用外語讓人想得更深一點」的想法，關於後者，曾有其他研究顯示：謹慎的反思會使人對於行為背後的意圖想得「更多」，而不是更少。
但是《認知》那篇研究報告的結果，確實結合著這種想法：使用外語的時候，靜默無聲的情緒反應——對於高貴的意圖比較無法同理，對於邪惡的動機比較缺乏憤怒感——會減低意圖的衝擊。這個解釋得到一些研究發現的支持：腦子的腹內側前額葉皮層（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有關情緒反應的一個區域）受損的病患，產生了類似的反應模式，他們也把後果看得比意圖更重要。
那麼，哪個才是多語人士「真正」的道德自我呢？是我的道德記憶，以及帶有情感的互動過程的反覆回響，教了我「善」為何物嗎？抑或是理性思考擺脫了這些不自覺的限制，而教會了我？或者也許是這類研究方向正揭露了我們的真面貌，無論我們會多少種語言：我們的道德指南針其實結合了年幼時形塑我們的各種力量，以及我們得以脫離那些力量的方式。
原文出處：Scientific Americ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