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10 09:01

關於我們真實動機與真實信念的問題似乎始終無從解答，畢竟我們雖然總是想找出行為的普遍法則，可是卻往往只能發現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以及個人自身的變化，有時候看起來美好可愛，有時卻壞得令人瞠目結舌。而且，詮釋永遠包含了不確定性。

唸給你聽

文：賽門．布雷克本（Simon Blackburn）

知名的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在他經典之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竭力為達爾文主義緩頰，鼓吹著人類是地球上唯一可以「抵抗自私基因的暴政」的生物，而且儘管基因註定了我們的邪惡，但我們還是能夠盡量保持著適度的良善。但是這樣的說詞實在是很不中聽。我們就像其他生物一樣，體內都有著基因。另一方面，我們也有心靈；也就是說，我們的大腦是在使這些基因轉成蛋白質和細胞的環境中，依照我們基因內部的規劃而形成的，這使得我們會思考、欲求和說話，還會依據所處的文化來調整自己。

但是反抗這種基因的暴政是什麼意思？或許道金斯心裡想的是，當我真的想做什麼自私的事，我能夠控制住自己，改做一件對別人好的行為。為什麼這樣做就能稱作反抗基因呢？那只可能是因為我們還陷於機器中的鬼魂這種想法，才會認為「自然」命令我去做的事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自我會做的事。而這根本就錯了！因為真正的我，也就是生物性的我，不會是一個會反抗大腦命令的生物！事實上，我就正在用我的大腦啊！這種根本毫不可信的「自我」觀念，一方面異於自然，一方面又能離奇地介入世界，操控我們行動，我們還會在下一章中繼續見到。

道金斯自己將達爾文主義的核心觀念提出了一項極為精準的定義：「演化就是小型的隨機遺傳變異，在非隨機的情況下存活下來，朝著非隨機的方向適應」。在基因中出現的小型變異會自我複製，而非隨機的存活率就是基因與對偶基因（alleles）在特定環境下的相對適存度指標。不過，單從有機體是種必須存活與演化的事物來看，我們也無法推論出有機體除了自己的生存或自身的「利益」之外，完全不關心其他事物的結論。只從功能就推論到整體的心理狀態，分明是種謬誤。就好像從我們的性慾也有繁衍這項演化功能的這件事實，推論出我們想要從事性行為的時候都只是為了想生出孩子一樣荒唐。好消息是，不管對人類的愉悅享受以及對藥廠的獲益來說，實際情況並不是如此荒謬。

所以說，道金斯所說的只不過是我們可能從幫助他人中獲得快樂，就像我們能從不是為了繁殖的單純性交中得到快樂一樣。事實上，個體雖然會因為要幫助其他親族、曾經幫助過自己的對象，以及生活中的鄰居或團體而付出代價，但是有許多演化動力反而會讓他們在演化中的表現勝過其他不這麼做的物種。好人有時候確實不長命，可是這就像比較不危險的寄生蟲反而比其他更貪婪、致命的寄生蟲還要容易繁衍一樣，不足為奇——例如說，好發於兔子身上的兔傳染性黏液瘤（myxomatosis）就會因為這種演化動力影響，變得愈來愈不那麼致命。同樣的機制也一樣影響著我們；我們在這世界上若不是必須彼此依存，就只能各自獨力過活，但是能夠彼此共存的物種總是會表現得更好。

腦科學的確能夠讓我們更多瞭解自己一點。支撐著各種情緒、快樂、不同的心情、衝動與刺激的神經機制，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但是這些研究能不能夠回答人性究竟是什麼樣子的這個千古難題呢？恐怕前方還有個更大的阻礙。

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我在第一章中所說的那個在巴黎大道上愉快漫步的白日夢。我們能夠從大腦的個別部位與那個散步的白日夢中找到的唯一關聯，就是如果大腦中的那個部位有所改變或消滅了，我的白日夢可能也就會跟著變化或消逝；或者如果大腦中的該部位受到人為刺激，我可能又會開始想著巴黎。或許在極高倍率的觀察中可以發現，如果觸發了我的這個神經元，我心中的巴黎就會出現太陽。

說真格的，雖然效果如此侷限於單一連結的因果關係並不常見，因為一般而言，就算是在單單一個想法中，整個神經網絡也會出現更加「分散」（distributed）的結果，不過刺激某個神經元就會出太陽的這種想法實在是很有意思。但是無論如何，看到這種結果會影響我們對於人性有何想法之際，我們需要先顧慮到人的心理並不是從結果中推論出來的，而是先有了這樣的理論，才會如此解釋該結果。大腦的某個部位負責思考巴黎大道的這種詮釋結論，完全要仰賴於我們原先就知道這個人確實是在想著這件事的知識。

這個人能夠讓別人看在眼裡的一舉一動、言行舉止，才是讓我們判斷他有什麼感覺、在想些什麼的原因。就算再怎麼理想的科學，要為關於大腦的某些事實做出某種心理詮釋，也只有對照著這個人外顯的言行書寫才能辦到。說得更簡潔些，就是：我手寫我腦。

這對某些目的來說也就夠了。可是如果連人們的一般行為舉止都有詮釋上的不確定性或爭議（好比我們到底是不是都是自私的這個問題），那麼光靠神經科學本身就沒辦法為我們提供任何協助。說真的，在某些特殊情況裡，大腦裡發生的事只不過是扮演著次要角色而已。假設有個人看似真誠地否認自己正在生氣，但是快速掃描他的大腦會發現，大腦裡頭的活動模式就和他通常在生氣的時候一模一樣，這就會讓我們比較不相信他說的話。

可是如果他的行為非常平靜，笑容真摯，聲調平緩，這時候要是他的大腦掃描結果顯示出和正在生氣的其他時候是一樣的話，我們可能就會猶豫不知道該做何想了；如果不是因為大腦掃描的這些結果，我們也許光憑一般觀察就能夠知道他是否在生氣了。這只要想想我們平時多麼容易就能發現人家聲音中透露出的壓力、眼神的漂移不定、虛假的笑容，或是生氣時難以自制的臉紅脖子粗，就再明白不過了。

關於我們真實動機與真實信念的問題似乎始終無從解答，畢竟我們雖然總是想找出行為的普遍法則，可是卻往往只能發現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以及個人自身的變化，有時候看起來美好可愛，有時卻壞得令人瞠目結舌。而且，詮釋永遠包含了不確定性。喬治之所以救起溺水的那個小孩，是出自惻隱之心，還是想追求英雄的美譽？貝蒂之所以向亞伯拋了個媚眼，是因為她真心愛他，還是只想從他身上撈錢？有時候我們會自以為知道，但是我們往往並不能確切分辨，而且甚至行為者本人也分辨不出來，因為我們連詮釋自己所作所為的這項能力都遠非完美。況且，有時候甚至可能沒有所謂真正的事實。不只是貝蒂不知道自己的心意，就連上帝也不知道，因為當貝蒂遇見亞伯時，她既愛他的情，也愛他的錢。

所以說，我們是否能夠，而且是否應該藉由科學告訴我們有關自己心理想法的機制來改變人性，就成了迫切的問題了。有人會直截地說，我們早就對每個人都這麼做了。我們在教小孩子如何社會化、教他們如何說話、教他們關於財產和承諾的概念、教他們要有耐心、要合作、接受習俗和規範，以及無數其他能夠將他們打造成為大人的種種能力時，我們就是在這麼做。所有為人父母的都知道這過程有多麼折磨人，而且我們當然也會不斷在教育專家面前爭辯、修改各種相關選擇。舉例來說，我們甚至不知道究竟什麼才是教孩子閱讀的最好方式，而且說不定也真的沒有所謂最佳方式：我們所擁有的只是許多種方式，有些人比較適合某些方式，其他人則比較適合另一些方法。

這就是文化的影響。但是就像優生學家所希望的一樣，選擇生育或基因改造在原則上都有可能改變人類的基因庫，而且最終能夠誕生出完全不同類型的人來。

沒有多少人會大肆抗議我們消滅或抑制基因對某些人造成的身體疾病，好比眾所週知的亨汀頓氏舞蹈症（Huntington’s chorea）和裘馨氏肌肉萎縮症（Duchenne’s muscular dystrophy）。問題是我們能否想像基因工程不是為了移除缺陷或疾病，而是為了要增強人類才能，就像上個世紀人們對優生學計畫所懷抱的期望一樣。例如說，我們可以想像透過基因改善，使人類變得更正直、更無私、更勇敢、更聰明、更有想像力、更明智、更幽默、更好相處等等。

當然，古老的優生學計畫就算在不邪惡的情況下，在我們看來也可能相當可笑，但是我也敢說，如今仍有許多人會因為優生學計畫使他們能夠活得更好而感到慶幸不已。他們過去只能生活在夢魘之中，而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只需要輕揮魔杖就能夠解除詛咒。我們已經知道如何建立烏托邦，而且我們也已經夠格擔負起這項重責大任了。

不過，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容許這種樂觀主義。首先，我們有不少明顯的理由對科學感到擔憂。人的成長，尤其是人腦的發展，只有極少數方面不是受到多基因調控，也就是說，人類成長仰賴的其實就是整組基因。所以，我們隨即就會面臨基因組合爆炸的情況：就算我們兩萬五千個基因中的每一個都只以少數幾種方式來與其他兩萬四千九百九十九個基因互動，這中間也會歷經高達上百萬種不同的組合過程；想要徹底瞭解其間的互動細節，那機會實在是太過渺茫了。與此相較之下，人人讚譽有加，彷彿能為我們帶來嶄新黎明的基因組解讀工程，不過是小菜一碟罷了。

況且，要是認為基因烏托邦可以完全免受政治與商業的影響力，那也未免太過天真了。比方講，二十世紀的優生學家就是亞利安種族至上主義者，他們對於何謂卓越人類有著極為特殊的觀點。誰又能猜得到在接下來的世紀裡，優生學家又會是什麼樣的人呢？資本主義偏好的干預方式是刺激消費者的嫉妒心與對生活方式的不滿足。右派人士可能傾向減少對社會正義的關懷，左派人士則恰恰相反。儘管道德人士呼籲讓兒童發揮天生的慈愛與才智，但是五角大廈則寧可培養出更無情、更聽從命令的軍隊來，而沒有五角大廈的持續支持，製藥廠就不會資助抑制兒童過動的研究。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小心提防，不要以為有個「科學」這個抽象名詞代表的統一觀念，認為有個充滿洞見與想像力、公正仁慈、無形的正義之手，可以讓我們將未來交付在這隻手中。這隻手根本就不存在！

就算不管科學與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也還有不少哲學問題尚待解決。自古代哲學以來，一直有兩個相關的問題源頭。其中之一是來自於蘇格拉底式的德行統一說（doctrine of the unity of virtues），也就是認為一個人不可能只有勇敢、正義、慷慨或是仁慈等其中一種德行；想要發揮某種德行，也得必須發揮其他德行。舉例來說，如果說勇敢不只是愚蠢或欠缺想像力，那這種德行就需要覺察和判斷力；同樣地，假如勇敢這種德行不是太過魯莽，那就必須要結合謹慎和明智。至於其他德行，也是一樣的道理。不夠勇敢的法官不可能仁慈，因為當他做出判決時，面對群眾忿忿不平的叫囂，就得要有勇氣承受；陪審團的成員也是如此。

單是這一點，就會使得所有運用基因科技「改善」人性的計畫都令人憂心忡忡。你想要人們更仁慈、更慷慨嗎？我們會試著讓人從小在仁慈的環境中長大，積極獎勵仁慈的舉動，勸阻相反的行為。但是假如我們有了神奇的基因工具，可以讓我們不必大費周章地靠文化薰陶呢？嗯，判斷失誤的仁慈可能會很糟糕，老話不是說嗎：慈母多敗兒。仁慈的父母可能讓孩子變得嬌生慣養，反而奪走了孩子的機會，讓他們始終像個嬰兒，無法真正成熟。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我們需要的是中庸；蘇格拉底的教訓也說，真正的仁慈必須要有判斷力、行事圓融得宜、想像力、尊重他人的尊嚴，以及許多其他細膩的技巧。即使我們對於什麼才叫做真正的中庸沒有辦法達成共識，我們也只能盡力朝著大方向去做，並且祈禱願望能夠成真。

在古典傳統中還會強調的第二點，是在這個世界裡，事情總是會愈來愈困難。大多數人在某些時候都會變得慷慨大方；就連希特勒也對動物相當仁慈。假設我們發明了某種基因干擾技術，使人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會變得不仁慈。這看起來可能是種重大突破，但是一旦我們繼續追問，能不能一併削減羨慕、嫉妒、怨恨、野心，更甭提正義了——畢竟這只是些會讓我們對某些人比較不慷慨的性向表徵罷了。

這看起來似乎是勢在必行，但是如此一來，人還能夠保持警覺和活力，足以面對事業以及人類生活中的種種不同挑戰嗎？這樣的人會不會就只是某種唯命是從的殭屍，只是模仿我們所讚賞的對象的拙劣贗品？我們當然會喜歡在適當情況下，表現出適度仁慈與慷慨的人；但是我們也想要我們原本就已經擁有，能夠靠著教育與經驗來調整的彈性。想要不靠經驗摸索就成功解決人生中的難題，根本就無異於不靠學習就會講法文，或是不經探索就能夠熟悉異鄉的山脈海濱、街道巷弄一樣難如登天。

就算我們限縮一下，只以「增進智力」這個看似毫無爭議的傳統優生學作法為目標，也同樣免不了會令人擔憂。眾所週知，聰明才智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可以為私也可以為公。深富謀略的奧德賽（Odysseus）是阿伽門農（Agamemnon）軍隊裡最聰明的人，以他善於欺瞞、詐騙、說謊與使計而受人推崇。但是智力也不是一種單一純粹的性向表徵。在美好的校園中，處處充斥著我們可以在相關領域中十分信賴的絕頂天才。除非研究者能夠在基因中找出會使人犯錯的關鍵，而且可以絲毫不帶任何副作用地移除那種缺陷，否則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對這種計畫摒息以待。

正如我在本章開頭所說，對人類天性的探究與哲學的歷史同樣悠久。這項工程就如同荷馬（Homer，約西元前八世紀至九世紀）與聖奧斯定（St Augustine，354-430）那麼古老，或是像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和瓦倫亭・馬塞爾・普魯斯特（Valentine Louis Georges Eugène Marcel Proust，1871-1922）一樣悠久，也如同最新的賽局理論家、演化心理學家、神經生理學家、藥理學家、動物學家、經濟學家，甚至包括量子力學學者和工程師所提出來的各種想法一樣新鮮。要能聽進各方說法不是件易事，而且我們必須小心翼翼。不過，我們也別忘了要對能擁有這麼豐富的材料這件事心存感激。

相關書摘 ►哲學大哉問：時間會流逝嗎？——我們真能「回到未來」？

本文摘錄自《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20個哲學大哉問》，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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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賽門．布雷克本（Simon Blackburn）

譯者：邱振訓

當代知名哲學家賽門・布雷克本教授在《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20個哲學大哉問》這本書裡，幫助你迅速釐清每個主題的「哲學戰況」：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有哪些當紅的立場？主要是誰跟誰對上？各自有哪些難解的任務？不但可以讓你少走冤枉路，也可以誘引你跟隨、批判，並發展自己的獨到見解。

作者賽門・布雷克本所列舉的20個題目，是無論男女老幼都會經常感到困惑的問題。就算不依靠反省能力，這些問題似乎也會自然迸生出來，而我們都想找到這些問題的解答。所有題目都沒有「標準」答案，但是大家都能從作者的思路、思考的角度來省思我們實際上如何思考、如何感受，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思考與感受。

Original Page: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2227